这是否与单一制原则或法制原则性统一原则相悖？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中国特色，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心向中央，所有的地方试验是为了解决特定的全国性问题。
上述监督内容实施过程中，可采取询问和质询的方式听取意见，若遇到重大事实不清楚时，还可以启动特定问题调查机制。不再使用不适当之类不确定的概念。
{13}《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4条。{27}第一种类型实质上就是立法行为。参见韩大元：《＜宪法解释程序法＞的意义、思路与框架》，载《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30}由此可见，监督宪法实施职权的最核心权力在于拥有是否合乎宪法的审查与裁决权，特别是裁决权。{3}还有认为所有行使宪法上规定权力的主体都有宪法解释权。
{12}现行《宪法》第85条规定的中央人民政府指是的国务院，这是小政府的概念。注释:{1}蔡定剑、刘星红：《论立法解释》，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6期。我们很难把这些原则与实践看做是宪法认可的。
(25) 再者，斯堪的纳维亚的体制高度推崇开放政府。正如韦勒所述，更宽泛的法治理念关注的是通过法院以及司法判决的约束力所体现出的法律至上性。(139) 注释:原文为：Carol Harlow,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The Quest for Principles and Values, 17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6, pp. 187～214。参见P. Birkinshaw, Freedom of Information。
无疑跨国治理体系和人权公约的诞生已经导致了对法官全面的赋权。(54)虽然这种愿望清单与前面描述的薄的或经济法治理念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很多非政府组织也认可同样的善治议程。
(34) 参见F. Neumann, The Rule of Law: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Legal System in Modern Society, Leamington Spa: Berg, 1986。然而，在欧洲法院最近的一项判决中这种想法却遭受了挫折。同样地，过去数个朝代老练的中国官宦阶层所遵守的规则完全也可以被贴上行政法的标签。(79) 全球行政法为什么要保障这种利益？凭借这种参与程序获得正当性软弱的跨国管辖权，为什么允许其胜过正当性强大的民族国家的法律？这些更宽泛的问题对于全球行政法的正当性至关重要，将会留待本文最后进行讨论。
在大多数制度中，行政法都具有两面性。(59) 新公共管理的潮流迅速席卷了整个英语世界，并且在欧洲取得了某种成功，(60) 但是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推动下，则一直具有一种国际性的维度。⑥ 换句话说，调整特定全球商品链条的法律规则和实践网络，必然会体现这一链条中的影响力和权力结构。(101) 或许趋同限于国际人权法，人们可能将其称作人道法律。
(106) 这里存在两种主要的结构性模式：法国模式，行政法官从行政内部发展其规范。(40)不过，马林斯基区分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几种变体。
在此次会议上，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签署了一项宣言，坚定地将法治原则作为社会民主政治议程的核心。基于此，作者们大胆地抛出了他们的立场，声称法律制度的最低条件是：致力于依据法律的善治理念。
(66) Cohen and Sabel,Directly Deliberative Polyarchy, 3 ELJ, 1997, p. 313; Gerstenberg and Sabel,Directly-Deliberastive Polyarchy: An Institutional Ideal for Europe?, in C. Joerges and R. Dehousse (eds), Good Governance in Europe's Integrated Marke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Scott and Trubek,Mind the Gap: Law and New Approaches to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8 ELJ, 2002, p. 1.(67) 《欧洲基本权利宪章》第46条（［2000］OJ C364/1），现在被包含在了欧盟宪法条约的第二部分，其规定：欧盟各机构，应当采取适当的方式，提供相应机会，使公民与代表协会能够获知与公开交流他们关于欧盟所有行动的观点。这引出了司法治理或法官统治（government by judges）这种素有争议的问题。即便在现代行政法发达且为人们充分了解的制度条件下，也仍存在很多原则不一致的情况。(18) 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司法审查发展了行政法的原则，但行政法不仅仅是以法院为中心的关于命令与控制的制度。行政客观性的这种表象不可能再起到抵制司法审查的作用。进入专题： 行政法 。
认识到这个问题后，迈克尔·塔格特通过将公开、公平、参与、公正、责任性、诚信与理性罗列为主要从行政法提炼出来的公法价值加以回避。在控权哲学的支配下，行政法在追求有限政府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核心价值就是恪守法治。
这代表着双重的殖民化。不过，这些程序差别很大，而且此时的欧盟俱乐部包含的法律秩序还比较有限。
③ 施奈德则更喜欢说全球法律多元主义体系，存在于整个世界不同结点所具有和形成的各种机构、规范与争端解决程序当中。四、跨国善治价值中的行政法原则作为一位经济史学家，兰德斯开列了一份增长与发展所必备的措施目录，包括保障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执行契约的权利，但是，在向更柔和的经济自由发展时，兰德斯又添加了稳定、回应而且诚信的政府。
(57) 关于这种关联，See Malaret Garcia,Public Service, Public Services, Public Functions, and Guarantees of the Rights of Citizens: Unchanging Needs in a Changed Context, in Freedland and Sciarra, Public Services and Citizenship in European Law: Public and Labour Law Perspectives.(58) Hood,A Public Management for All Seasons, 69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1, p. 3. 胡德认为前者与后者在价值标准上是半斤八两，两者都没有超出公共行政的范围。向代议制立法机关负责的独立审计官。聚集于联合国与欧盟委员会周围的那些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的情境显然不是这样的。(120) 例如，只有那些富裕且得到充分支援的人，才能把他们追讨被冻结资金和财产的案件推到欧盟的法院。
(17) 这种框架促进了另一种更以行政为中心的行政法定义，即行政法是所有适用于行政的法律与规则。伴随着贸易战争与帝国主义，19世纪末期爆发了第二波欧洲化，法国的制度与原则开始流行：法国法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国很有影响，而现代泰国则全面照搬法国的行政法院。
(27) 而公开或（用更时髦的术语来说是）透明是否适合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原则，来自不同制度的作者给出的回答就不同。相反，经济自由主义所看重的裁决路径是故意偏向那些能够负担得起的人，通常是国家和那些具有自己娴熟律师的跨国公司。
我们发现，行政法原则那种典型的现代式混合体，即全部依赖于法治的公平、合法、一致性、理性与公正，增加了一套不是那么熟悉的价值。更细的规则则界定什么是听证，通常是在判例法中。
更柔和的经济理论家则更倾向于善治的议程，这对具有不同思维模式的自由主义者也有吸引力，而世界主义法律与社会民主的运动则试图占领同经济自由主义相同的领域，但是正如前面所述，这却要颠覆其价值。最终，权力可能会从设置相关机制的国家政治机构中过滤出来，而有效的执行机制则设置在国家层面。他们是在民主赤字的厄境中进行操作，市民社会要么不存在要么就是被边缘化。或者，面对即便是可能的小灾小难，他们希望政府能够迅速地回应他们的吁求。
或许，正如比较宪法学者所期望的那样，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无限的法律趋同，横跨文化与世界历史大幅度地系统化。(35) 在条约中明确规定的四大自由（人员、商品、服务、资本自由流动）长期以来被解读为与经济公民身份有关的经济宪法。
不过我们不宜很快跳到这一结论上。(129)不过这是一种循环论证。
(88) 也许正如波普·威尔所述，如果一项原则可能导致法国的公共行政部门将国民作为给予或拒绝给予其好处的恳求者，(89) 那就是过分地限制。(22) 不过，法典化通常会为司法化提供强大的刺激，表现为通过强化司法审查的方式重申司法至上。
